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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机炮射速快的特点非常符合幺鸡所提倡的火力压制战术,给每门佛朗机配备二十个药室的话,理论上只要炮兵阵地不被威胁和摧毁,就能给对面的辫子造成重大杀伤。
要是取消红夷大炮,光用“康格里夫火箭”加“大小佛朗机炮”的远近组合似乎也说得过去,简化成三种火炮的话,不但培训炮兵较为容易,而且后勤供给的压力也会降低不少。
造出一两百门“小拿破仑炮”。就可以把新军和勇卫营装备的“大小佛朗机炮”连同其他火炮都发给杂牌军了。
“小拿破仑炮”就是m1841型6磅()野战炮,最大射程接近一千四百米,但丢给大明的匠才们来打造的话,能有一千米的射程就算是万幸了。
较于“大拿破仑炮”(m1857型12磅公斤野战炮)近两公里的射程,“小拿”的确有些迷你,但重量(390公斤)也只是plus版(1110公斤)的35%。
在机动运输的时候,“小拿”用两匹驮马就能轻松拖拽,而“大拿”一吨多的重量就很坑了,亚洲马的力量远逊欧洲马,炮兵的驮马也比不了骑兵的战马。
所以“小拿”虽然射程低威力小,可相对来说造价也低,而且机动性更高,更适合明军现有的畜力来拖拽,幺鸡不可能为了每门“小拿炮”,再去准备两匹好马。
考虑到如果山寨版射程实在太低的话,势必会加长炮管,进而增加火炮的重量,“小拿”可能变成“小肥拿”,那就完全没必要考虑更加笨重的“大拿”了。
这款武器的具体参数那就不能让老汤知道了,作为制炮的行家里手,让他看一遍,基本就算废废了,自己没法做“外卖”了,这款小炮说不定还能忽悠来一万外国炮灰呢。
火炮跟飞艇有所不同,让老汤上去随便看,甚至升空试飞都可以,因为老汤从来没见过这种武器,别说核心技术,就连基本的构造都全凭臆测,研究得从头开始,火炮就刚好相反。
老汤作为高参对朝廷贡献很大,可相对而言,一群西洋术士也被皇帝允许四处盖房子并能说教百姓,这是互利互惠的合作,幺鸡没理由把自己所有的底牌都翻开给对方看。
市面上已经不存在技术保密的东西,获取的成本自然不会高,可要是某款武器是蝎子拉翔——独一份的话,那就奇货可居了,你不买的话,别人就买去了。
所以无论是“康格里夫火箭”还是“拿破仑炮”都算作保密级别最高的武器,幺鸡连提都不提,让老汤知道有迫击炮、连发枪、手榴弹这三种新式武器就算是仁至义尽了。
烂泥皇帝得到之后,结合飞艇得天独厚的特点,不说在战场碾压法军和瑞军,起码在钢正面的时候能够利于不败之地了。
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加上“康格里夫火箭”的话,那么胜利的天平肯定会向二哈家族这边倾斜的,那某太子就无法实现武器拍卖价值的最大化了。
尤其是玩“排队枪毙”的时候,双方距离不足二百米,而烂泥部队这边忽然飞出去一百多个炸药包,瞬间就能把对面上千人给炸残废了……
反二哈联军或许不怕飞艇的袭扰,也不怕乱飞的炮弹,但绝对会害怕“飞天炸药包”。
那可是实打实的数斤装的炸药,外加几百枚铁柱,落到步兵方阵里就会撂倒一大片!
土炮多了也能吓死人,烂泥皇帝弄上三五百门,等到双方十万人的决战时拿出来。
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盔甲防护的火枪兵在战场上都会成为炸药包的猎物……
幺鸡是不会让自己麾下的火枪兵在零防护的程度下上战场的,新军的步兵都是装甲步兵,简称“装甲兵”,如果算上扔手榴弹的话,那就是“装甲掷弹兵”。
防具是鸡头盔和覆盖躯干及膝的重甲,武器标配一支滑膛燧发枪、刺刀、五枚手榴弹、小型弩箭,要是银子足够多,再给每人配备一支手炝。
反正辫子普遍装备的清弓是无法直接射死自己的“装甲掷弹兵”,被皇太鸡的红夷大炮打死只能认命了。
好在红夷大炮的射速很慢,精度又不高,皇太鸡也不大可能把手里的所有红夷大炮都带进关,遇到飞艇空袭,辫子的炮兵阵地就直接废废了。
纯步兵方阵要硬钢骑兵,由于没有马匹的辅助,即便有拒马阻挡,总归是处于守势的,除非有战车的助阵才有胜算。
面对辫子数千骑兵的突击,步兵心里多少都会心生恐惧,导致方阵难免慌乱,必须有压阵的武器才行。
兵法所谓:车胜骑,骑胜步。
如果将战车和步兵有机的结合起来,整合成一个可以互相配合的战斗单位,那么先不说战胜骑兵,起码不会被对方按在地上狠狠地柔躏。
战车的作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早已体现出来,在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中,晋国一次出动的战车就达到七百辆之多。
到三家分晋之前,酷爱使用战车的晋国保有量已经高达四千辆,霸主的实力从战场数量上可见一斑。
到了战国时期,各国装备的战车数量虽然还在增加,但由于骑兵的出现,实际作用却在下降。
由于成本高昂,机动性又差,在军中的地位逐渐被更为灵活的骑兵所取代,沦落为辅助兵种。
随着硬质马镫和高桥马鞍的出现,骑兵的作用与地位得到了大幅度的加强和巩固,直到宋代,战车才被重新想起来。
宋朝较于辽、金、西夏三个强劲对手的马政都相差极为悬殊,只能倚仗规模庞大的步兵集群来对抗敌人的骑兵部队。
汾州团练推官郭固提出了“陷阵车”的计划,即以马车为蓝本进行加固,车上五人负责施射,推车十四人,另有六人负责近战,总计二十五人。
宋仁宗对此十分感兴趣,但事后分析到此策弊端颇多,比如非战斗人员数量极大,战车火力又并非极其强悍,难以抵挡敌军骑兵的突击,最后只得作罢。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被冠以剿寇不利头衔的俞大猷,在好友陆炳买通首辅严嵩之子严世蕃之后,才有机会到大同巡抚李文进手下“戴罪立功”。
面对咄咄逼人的檬古骑兵,一代名将创立了全新的战车战术,以大号独轮车(车轮直径一米五)为战斗核心,装备大佛郎机一门,每组五十人。
其中,破阵攻击队编有十四人,包括盾牌手四人,虎叉手两人,钩镰枪手两人,拔刀手四人,旗手两人。
战车防御队编有十六人,鸟铳手八人,炮手四人,拔刀手四人,本队只负责防守,不参与进攻。
军官两人,各管一组,另有配备十个骑兵和八个辎重兵(每人掌管一匹驮马)。
俞大猷将十三组战车编为一个小营,十三小营编为一个大营,全大营总兵力八千四百五十人,编有战车一百六十九辆,且有十倍于战车数量的骑兵负责防守反击。
一年之后,李文进凭此五千精锐,大败两万檬古骑兵于安银堡,追击上百里,旋即将战果上奏朝廷。
明廷上下大为欣喜,立刻下令京营成立战车营,编制照搬大同边军规模,现有的京营的车营便由此而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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