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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给鲁树人的这台打字机，当然不是程刚最开始所说的，因为对方手抖所以送上备用，毕竟这么讲未免有点过分了，实际那不过是他的一句玩笑话而已。
或者说，送打字机，包括提起帕金森病一事，其实也有告诫对方的意思，至于能否取得一定效果，那就见仁见智了。
等鲁树人将打字机以及五笔输入研究完了，自然也可以将之送至左联，这玩意在那边的用途肯定要更为广泛一些。
同时，这几天程刚在申海，看似是在闲逛，居然还有空闲找鲁树人侃天侃地，但实际上，他的行程要比预计的紧迫很多。
土共在申海的组织，明面上已经基本不存在了，但暗地里还有着不少或大或小的组织，以地下小组的形式维持着基本的运转。
哪怕是程刚也不可能完全将之掌控，当然也没有这个必要，不过考虑到他的绝对忠诚和绝对安全，确实不失为一个极佳的中转站。
为了执行好这些特殊任务，程刚甚至专门跑到现代定制了一批极为精细的硅胶头套，只要将其戴上，再佐以适当的妆容，就可以轻易混过一般的例行检查。
若是直直接装扮成高鼻深目的洋人，再加上他专门训练的口音，在这申海滩上甚至可以说畅通无阻。
不过这些都不是眼下的重点了，即便土共重新开始向城市地区投入精力，其主要经营的地盘仍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而放眼全国，最为关键的战略要地，当然还是要数晋察冀莫属。
晋察冀中的察哈尔省位于两河与草原的交界地区，尤其张家口周边一带更是民族混杂，斗争形势极其复杂。
早在32年2月，日本在淞沪地区发动一二八战役，其核心目的之一，就是转移国际上对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后改为皇帝）一事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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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从此开始，日本关东军就愈发加紧了对内蒙地区的攻势，采取了公开的军事占领和隐蔽的政治阴谋并举的侵略政策。
伪满成立之后，日本人迫切希望将内蒙完全纳入他们的侵略势力之下，使之成为伪满的护翼和缓冲地带。
与此同时，以内蒙地区为基地，进一步实现其南北张弓的侵略图谋，相应的，内蒙的一部分分裂势力，也开始加紧与日本勾结，妄图实现他们独立建国的政治野心。
就在今年7月，在内蒙活跃的诸位王公和首领，就开始谋求“自治”之意。
他们打着“地方自治”的名义，以其尚在果党中央许可之列为由，连续在百灵庙举行了两次“自治”会议，其后又得到了果党的许可，成立了一个名为蒙政会的组织。
在当时的蒙政会中，由于委员长云王(云端旺楚克)、副委员长索王和沙王(沙克都尔札布)皆是年老多病。
于是独立野心最盛的德王，不仅得以凭蒙政会秘书长的身份代行委员长职权，把蒙政会的大权抓到手中，同时也成为了日方最值得拉拢的对象。
另一边，日本关东军在尝到了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甜头后，并不满足于东北一地，尤其是今年年初的热河战役，更是极大地扩大了关东军的胃口。
此外，随着冯遇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在日本与果党的“默契配合”之下销声匿迹，原本由同盟军收复的多伦也重新落入日军手中。
为此日军还专门在此地成立了伪多伦警备军司令部，并任命汉奸李守信为司令官兼所谓的“察东自治”长官，其意自然就在察哈尔省，乃至于整个长城以北的草原地区。
多伦地处内蒙古高原的南缘，阴山山脉的北坡，东部与大兴安岭向西南延伸之余脉衔接，从地图上看，其必然是东北与草原之间沟通的重要桥梁。
而掌控了这处桥头堡后，日本人也赶在蒙政会成立之初，对诸多内蒙势力百般拉拢，其中自然也少不了德王。
这时日军的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他们对于内蒙各盟旗的王公，所进行的种种威迫、利诱乃至阴谋，无非是企图诱使各盟旗加入伪满，或者在它的卵翼之下建立傀儡政权。
为了进一步实现他们的野心，从9月份起，日本人就在筹划于多伦召开一场蒙古王公会议，以实现他们进一步染指草原的计划。
这次会议原定于33年10月1日举行，但因为交通不便，时间迫促，大部分受邀代表都未能到齐，于是便改成了农历十月一日，也就是11月18日举行。
可紧接着中间又出了些许岔子，因为红军游击队开始在张北一带的进行活动，对此地的日伪军造成了不小的干扰，于是时间便一拖再拖，转眼就来到了11月下旬，会议总算是如愿召开了。
此番延期自然是让日本人大丢面子，同时也正因如此，他们对于会议的期望也愈发强烈。
同时又是因为延期，前段时间一直在热衷于在百灵庙进行“自治”活动的德王，也恰好抽出了空闲，他虽不愿亲身前往，但也派了几名代表前往，借此了解会议的实际情况并探询日本的对蒙政策。
出于对日本人的谨慎态度，毕竟多伦现在算是人家的地盘，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员基本都是各盟旗的代表，大多为管旗章京、梅勒等，盟长和各旗札萨克都没有去。
作为如今蒙古诸王中的核心人物，德王自然受到了日方的高度重视，连带着他派去的核心代表扎兰阿乐，也颇受礼遇。
只是扎兰阿乐自己却很清楚，这时的德王对于日方的态度还并不明朗，甚至可以说稍有抵触，同时日本人对于德王的态度，也同样有着重重矛盾。
事情还得从几个月前，德王着手开展“自治”运动说起。
7月的第一次“自治”会议期间，潜伏在德王身边的日本间谍就曾向德王的智囊韩凤林说过：
“你们发动自治太早了，时机还未成熟，不如等到我们皇军的力量达到这里时再发动为宜。”
而在果党派出代表前来百灵庙，并决定成立蒙政会之后，因为不满足于如此局面，德王不仅私下通知了各盟旗，选派代表到金陵请愿外，
同时还派出韩凤林前往北平日本使馆，探询对方就内蒙“自治”一事的态度。
而日本武官的答复则让德王颇为失望，直言现在夏日之间存在的问题很多，不断发生冲突，但仍保持邦交，自治一事日本不便出面干涉。
起初德王还以为这是对方不便表示对内蒙的态度，结果又派人前往伪满面见溥仪，并通过溥仪的介绍直接与关东军接洽，并以购买枪支为由，间接探询对方的想法，同样也没有得到明确答复。
经过这些来往，德王自然就觉得日本人对自己的事业并不“支持”，并对内蒙自治一事不感兴趣。
偏偏也是在这个时候，随着察政会的成立，驻在承德的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和驻在多伦的松井大佐，决定要在多伦召开这次蒙古王公会议，此番意图就很是值得回味了。
多伦作为草原与东北的商业中转站，其实整个县城的地盘并不算大，甚至都没有搭建正式的城墙，但日本人为了这此会议，倒是搞了不少排场。
由松室孝良亲自出面迎接，在诸位代表的要求之下，会议很快就直接进入了正题。
松室孝良乃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先后在日本要塞司令部和日军参谋部工作，但他更为出名的经历还是其谍报员的身份，以及他与冯遇祥之间的来往，可算是把后者坑得老惨了。
毕竟这位是一个有名的中国通，不仅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对于中国的文化、历史都非常的了解，甚至对于中国的政治局势，也研究得很透彻。
会场上，此人刚一开口，就竭力挑拨此时的汉蒙关系，以图将各盟旗纳入伪满的旗号之下，同时丝毫没有掩饰其野心的意思。
“诸君，成吉思汗向西进兵曾打到欧洲，建立雄跨欧亚威震世界的赫赫武功，反之，向东发展就受到挫折，例如元朝东征日本曾全军覆没。
根据这个历史教训，现在你们应当向西发展，我们大日本帝国愿意大力帮助你们收复长城以北的故有疆土，
再进而联合西部各盟旗加入‘满洲国，或组织共同政府与满洲合作，希望你们要主动走向这条途径。”
松室孝良的言语中不乏满满的自信乃至于狂妄，但是在强大的武力面前，诸位蒙古代表都只能捏着鼻子忍了，甚至还有人对此事颇为认同。
当然了，该争取的利益肯定是要争取的，时下内蒙基本可以分给东西两个盟旗，对此，德王代表扎兰阿乐刚想发言，旁边就有一人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质问：
“松室先生说得也挺有意思的，真要按你们安排的那样，我们东部盟旗划到了他们“满洲国”旗下，就只能得到东、南、西、北四个兴安省的组织，连蒙古二字都没有了。
这怎么想都是个亏本的生意啊，何况如此一弄，后面要我们怎么吸收西部各盟旗势力呢？”
不过松室孝良似乎对此早有准备，只见他毫不犹豫地回道：
“这个问题，倘若四个兴安省不能吸收全部盟旗，那应当在‘满洲国’中央扩设蒙古行政机构，在地方增设行政机关，诸君可以放心，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诚意还是有目共睹的。”
“那行，这里我就再问一个问题，既然要搞满蒙合作，那为什么不直接称“满蒙国”，而是叫“满洲国”？这么弄，说不过过去吧？”
应该说，松室孝良的回答其实相当笼统，甚至还有点画大饼的嫌疑，但是提问那人竟没有丝毫察觉，直接就对方糊弄了过去。
随即他便又提出了一个极易引人注目，但同时又无足轻重的问题，对此，松室孝良的答复就更快了：
“改‘满洲国’为‘满蒙国’一事，确实颇为道理，我们自然会慎重考虑，但因为此事牵涉到国内和国际问题，确实需要慎重考虑，这里很难作出回答，希望各位多多理解。”
如此一来二往之下，有些聪明人也渐渐品出味道来，说白了这就是两人在此唱双簧呢，避轻就重地回避了不少敏感话题。
但即便如此，与会代表除了表示愿意与伪满合作，说些必要的客套话外，其实也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反正各盟旗长官均未参加会议，仅凭代表自己肯定无权作出决议，只有将这次会议的精神和松室孝良的意见，带回本旗报告之后，才能再行研究决定了。
“扎兰桑，请稍等一下。”傍晚，会议在一片祥和之中进入了尾声，就在扎兰阿乐正要离场之际，松室孝良把他给叫住了。
“松室先生有什么事情吗？”被叫住的代表倒是没有什么脾气，乃至于相当客气。
眼下德王与日本的关系只能说是不清不楚，前者既懊恼与对方不对自己多做支持，又迫切希望得到对方的帮助，以实现自己的野心，纠结得很。
所以连带着扎兰阿乐，也必须掌握好其中的交往尺度，会议归会议，私底下还是得摆好脸色的。
“没有什么大事，只是在此特别祝贺德王殿下成功发动了‘自治’运动，我这里另外修书一封，还请阁下帮我转交了。”
松室孝良的姿态也与会议中颇为不同，仿佛让人有着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同时也让扎兰阿乐原本紧绷的表情，略微松弛了一下：
“好的，那就多谢松室阁下了，我一定会亲手将信件交给德王殿下的。”
之后的几个小时，松室孝良又与各方代表私下了沟通了一番，有的话说得比较露骨，但有些又比较含蓄。
这也是日本针对草原势力的手段，不仅会用满蒙联合的把戏，诱导对方“归附满洲国”，同时也会使用所谓的大蒙古主义，来作为煽惑的口号了。
比如在针对德王的信中，松室的措辞就与会议中截然不同，直言不讳地蛊惑其“收回”长城以北的蒙古“故土”。
“阁下，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我们何必如此费力呢？”等松室孝良带着一身疲惫回到了住处，再次等候已久的松井大佐，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松井君，此言差矣。”松室孝良摇头说道，“夏国现在仍然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巨象，我们只可慢慢蚕食。
所谓以武力胁迫并镇压各实力派，以期收不战而胜之效，大抵如此，慎勿以实力粉碎各实力派之力量，以免遭不必要之损失。”
“可是如我们之前的作战，不都是轻松取胜吗？”松井皱着眉头继续问道。
而松室孝良的兴致似乎颇高，面对对方的怀疑，他仍然颇为自得地回复：“这并不矛盾，如今这头昏睡的巨象，若是有朝一日醒悟过来，还是能造成些许麻烦的，冯遇祥的同盟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因此，我们必须严厉打击夏国各实力派的精诚团结，防止他们因为觉悟过来而联合对抗我们，更要严防夏国当局与苏、美等国联合。
当然，西北如阎、张、赤等诸势力之总联合，则更具危险，再多重视也不无道理。
与此同时，吸引恐日最深的实力分子，予以实力之援助，使之镇压抗日分子，这才是统治与制衡的绝佳手段。
松井君，要知道，我们在草原的力量并不雄厚，你以后还要许多道理需要学习啊。”
“哈依，松室君，在下受教了，如此看来，如今盘踞在张家口一带的赤军，或许就是我们的心腹之患了！”
松井大佐虽然在关东军中工作多年，但论起对付夏国的经验来，他自问还是不如松室孝良的，所以很是干脆地鞠了一躬，同时虚心请教了起来。
“没错，松井君，无论是在本土，还是在夏国，这些赤色分子都最为可恨，也最为恐怖，如今他们来此不过数月时间，就已经成了气候，我们必须尤为重视。
幸运的是，仇恨这些赤色分子的人，其实并不只是我们，还有人更是将之视为了眼中钉，这就得好好利用才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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