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章 苏格兰场之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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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夏，伦敦。

英格兰上空的天气如往常般阴沉多雨，就在泰晤士河入海口的伦敦市，有一座葬有众多名人的海格特公墓，伟大的马克思即长眠于此。

埃里克·布莱尔辗转几条地铁，才能进入林木繁茂、小径通幽的海格特公墓。马克思墓位于海格特公墓的深处，却因为伫立有马克思雕像，很是显眼。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在高高宽宽的雕像底座上，刻有震烁人心的“金色”的至理言论。最上面两行，即《共产党宣言》的卷末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话是如此巨大地影响了此后人类的发展进程，引领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发展。

但在今天的英国，哪怕海峡对岸的巴黎埃菲尔铁塔上已经树立红旗，哪怕马克思的党徒已经席卷东方，使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东亚成为社会主义的一片热土，傲慢的英国人还是对马克思墓不屑一顾，公墓除非是在劳动节前后，否则一般时候都特别冷清。

“您的香烟是什么牌子的？”埃里克·布莱尔轻轻坐在公墓小径旁的一条长椅上，在他座旁另有一位头戴黑色礼帽的绅士似乎等候已久。

该绅士漫不经心回答说：“万宝路，二十四个先令。”

埃里克·布莱尔静悄悄地点了点头，两人之间陷入无言的沉寂，看起来似乎并不相识，只是偶然相遇的路人，仅仅说完一句话以后，埃里克·布莱尔便起身离开，又过了大约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以后，那位头戴礼帽、操苏格兰腔的绅士也很快离开了海格特公墓。

“我做得对吗？”

埃里克·布莱尔如此自问道，身为一名苏格兰场的警察，同时也作为大英帝国官僚系统中的一员，他不禁为自己大胆的冒险捏了一把冷汗。就在刚刚，埃里克将一张写有重要消息的纸条留在了长椅上，他不太清楚那位绅士具体是何身份，但可以肯定对上口令的两人均属于工党的一份子。

更准确来说，是属于工党极左翼派系“红色克莱德河岸”的一份子。

埃里克在回到伦敦警察厅前就把他购买的地铁车票撕成碎片，轻轻丢进垃圾桶中。其实按照埃里克的保密水平，只要英国警方稍微认真一些的进行调查和监控，就能很容易破获这起苏格兰场内部的泄密案。

说来伦敦警察厅并不位于苏格兰，而且也不是从苏格兰派来的，其实“苏格兰场”这个名字只是个习惯上的称呼，因为历史上伦敦警署旁边那条街道的名字叫做大苏格兰场，所以就这么叫。

在一千年前，苏格兰国王肯尼斯曾经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附近购买了一块土地，并且建立了庄园，肯尼斯每年都前往伦敦拜见英王，而每次到访也都住在这座庄园之中。由于这座庄园是肯尼斯的私产，所以那片区域也被称为苏格兰场。詹姆士六世到达伦敦之后，将这里作为办公的地方，直到1829年才在这里建立起伦敦警察厅总部。

1890年伦敦警察厅就已经搬离了苏格兰场，警察厅旧址还被英国陆军征用，但是这个习惯上的代称却一直保持了下来。

“警察厅最近的事情还真多。”

自从1922年的格拉斯哥败选以后，英国国内的政治秩序便朝着一发不可收拾的动荡状态滑落，伦敦警察厅自身难保，哪有人会来关注埃里克这个小角色。

回到自己办公桌前，埃里克翻动了他写满小说草稿的笔记本，小说的名字是《如此欢乐童年》，是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文章，文风同他在伊顿公学的老师赫胥黎类黎似。

年轻的警察在笔记本上又增添了几行文字以后，就开始竖耳静听周遭同事们的闲聊和讨论，大家都对近期的国内政局和治安形势忧心忡忡，那个大腹便便的警长又提到了“红色克莱德河岸”的名字。

“格拉斯哥已经背叛了英国，简直成了叛匪的大本营。”胖乎乎的警长一边吃着炸鱼，一边对报纸上工党在苏格兰地区的胜选表示不满，“苏格兰人就是这样，他们……”说到一半，警长才想起警察厅内也有不少苏格兰人，这才赶忙闭上自己的嘴巴。

埃里克·布莱尔并没有觉得受到冒犯，他的家族就起源于苏格兰，祖辈早在18世纪就参与了大英帝国的殖民活动。父亲还是印度总督府鸦片局的官员，若非大战以来英属印度殖民地长期动荡不安的情形，那么埃里克在伊顿公学毕业以后，早就应该当上殖民地的公务员了。

苏格兰有极其悲壮的历史，苏格兰高地也有异于不列颠岛大多数地方的独特民情。如今被工党把持的格拉斯哥正是苏格兰最大的城市，在整个英国号称是仅次于伦敦和伯明翰的第三大城市，这座城市，自工业革命以来，拥有无限荣光，一度还超过伯明翰成为大英帝国的第二大城市，也是继伦敦和巴黎之后第三个人口达到百万的欧洲城市。

这样一个具有显赫历史的城市，离不开母亲河的哺育，此即克莱德河。这条蜿蜒176公里的苏格兰第三长河，在格拉斯哥奔入克莱德湾，融进爱尔兰海。

一百五十年前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亚当斯密，就是在克莱德河岸思考写下了资

本主义的奠基之作《国富论》，一百五十年后的今天克莱德河岸却成为了英国劳动运动的中心，所谓的“红色克莱德河岸”在1924年的英国既被用来指代罢工运动，也被用来指代工党内部一个未完全公开的极左翼激进战斗团体。

马克思曾从《国富论》的理论中看出自由经济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必然性，用亚当·斯密的观点培植“红色种子”，推导出计划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救治药方，以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反而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滥觞，或许这就是克莱德河岸的奇妙之处。

1911年，大约比中国的辛亥革命早些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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