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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也是政治风浪里闯荡过无数次的人，他听完这番话后，很干脆问出自己心里的疑惑：“主席是希望进步党在监督方面多发挥作用吗？”
“这本来就是进步党应有的责任之一。”
“所谓的小民主、大民主，具体又是怎么讲呢？”梁启超问道。
林淮唐不止是现在才考虑这些问题，从过去开始，他就已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投入大量的心血和精力来思索梁启超提出的疑问。
“小民主就是燈途讲的那些，英美所谓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多党论治这一套……但英美的小民主有其虚伪性，讲新闻自由，可是普通老百姓有能力、有资本办报吗？最后结果就成了有实力办报者的新闻自由，而不是人民的新闻自由。”
林淮唐又直言道：“我们认为不存在超阶级的政党或政府，那也就没有超阶级的纯粹民主，一切民主条件都建立在阶级的基础上，具体而言就是物质的基础上，一般而言文盲大多处在国家大政方针之外，中国较落后的文化水平致使民众参政议政的意识淡薄，同时也不具备管理国家事务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我想任公你也很清楚这点，中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革命有什么影响。”
梁启超还是迟疑且困惑着：“正是因为如此，我完全反对冒然在中国扩大民主的范围和程度，若一定要这样做，起码等到十年以后。”
林淮唐沉吟说道：“国大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作出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上的落后却限制了国大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这一点也是绝难避免的，我是曾设想过我们党执政以后，在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使得全体劳动者都参与到管理国家事务中来，但我和党内的同志们同样是很快发现，这种民主形式与中国极其落后的文化水平不匹配
我们的法律有助于实行高度的民主，但只有法律是不够的。必须有大量的教育工作、组织工作和文化工作，这不能用法律迅速迅办到，这需要进行长期的巨大的努力我们要讲大民主，就是要使人民在物质上真正具备新闻、言论、结社、罢工自由的基础，考虑到中国今天工业化的物质水平基础，大民主的搞法可能是需要现在工业发达地区的企业试行看看。”
梁启超又反问道：“那我想请问，这是社会党中执委书记局已经统一的意见吗？”
林淮唐微一挑眉：“完全的统一是不可能的……我会设法说服其他书记，使这成为社会党的统一决策。”
梁启超摇摇头：“如此做法涉及太广啊，我认为如给进步党过多的监督权，社会党党内必有不服气的情绪，说不定严重一些还会出现分裂状况。”
“任公这话说得未免有些危言耸听了。”蔡绮洪直言。
林淮唐微一挑眉，他知道梁启超说得并不过分，事态如继续发酵下去，真有可能就出现他所说的情况，但同时林淮唐也认为目前党内事实上已经存在宗派问题，只是尚未浮出水面，这一问题和官僚主义的问题同样是一体两面，应当一并解决。
刘师复为什么辞职？和这也脱不开关系。
包括方声洞在南方的那些讲话，什么把社会党把红军分成这个出身那个派系的说法，林淮唐虽不赞成这样讲，但也清楚这是目前党内客观存在的一种情况，不会因为他不赞成如此讲就消失掉。
对内对外的问题同样是一体两面，友援会想在日本做老子党的症结也在官僚主义上，不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林淮唐都可以想见到对外问题会怎么发展下去。到时候假如中央找人谈话，或是弄一个外交无小事的原则，林淮唐可以保证庄文统那批人态度会立马调转一百八十度，变成援外干部受了欺负、中国利益吃了亏也不管不顾的要“惠外”的情况。
如果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那自然就很容易出现“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状况。干部们为了自己的绩效和考核打算，只能层层加派，将本来正确的政策念成歪经。
这种风气下，不管怎么改变对外政策，都逃不出要不然在外国做老子，要不然就不顾实际情况拼命“惠外”的结果。
像之前林淮唐找林时爽批评庄文统的情况以后，二办那边就已经给林淮唐递来了一些解决办法，结果无非就是要加强对今后援日干部的训练，要加强“惠日政策”的力度，以前是干部到日本指手画脚，现在是要干部到了日本以后什么话也不许说，受了欺负吃了亏也都得忍着，只能拼命“惠日”，实际上都不是好好解决问题的态度。
更要命的是，如果无法解决国内监督的问题，那么再要求想在第三国际内实现国与国之间的相互监督，困难性就更高了。
梁启超的态度始终模棱两可，他没有代表进步党明确表态，而且还反过来要求社会党重新统一内部意见，几乎是在质疑社会党内部的团结是不是出了问题。
梁启超最后离开一办以前，还给林淮唐留下一句话：“从历史书来看，革命力量一定要团结起来，只要革命力量的团结出了问
题，就一定会面临重大失败，主席，做什么都要慎重啊！”
这一天对梁启超来说意义重大且意味深长，他回到家中的时候几个孩子都不在家，反而是学生蔡锷正在家中等他，让梁启超吃了一惊，他差点就以为是之前和林淮唐的谈话外泄，但想想就算真外泄也不可能这么快就传到蔡锷耳朵里去。
这几年蔡锷并没有特别受到重用，他政治上虽然慢慢过关，可在红军里主要负责教育工作，和蒋百里一起出任了北京和南京两所指挥学院的校长。其实也算人尽其才，毕竟蔡锷在军事上确有长才，又并不熟悉红军的制度、战术，让他待在军事院校里培养下一代军官反而更为合适。
蔡锷找到梁启超家里，要谈的只是些琐事，梁启超作为国家文教委主任手握重拳，蔡锷来做说客，是想请他下一年预算方面对北京陆军指挥学院高抬贵手，少砍些经费。
梁启超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不免失笑：“这事我管不到，你也知道军队另有一套系统。”
蔡锷淡定的说：“老师总是能说上几句话的，这几年是不打仗了，我知道国家主张和平年代军队要稍作忍耐。但军事院校非同一般，越是和平年代，越是需要集中资源在军事院校方面，这样才能起到花小钱办大事的效果，未来哪一天要是重启战端，正需要军事院校的毕业生作为红军骨架，撑起来红军的重新扩大。”
“你的话也有道理，但你大可以直接向军队系统的上级做一份报告。”梁启超坐下来给蔡锷烧了一壶茶，说道。
蔡锷苦笑：“老师！你们在政府还好，军队里头对党外人士一般都带有打入另册的看法，我的报告就算有人看，恐怕也没人重视。”
梁启超认真起来：“这是正确的做法，不然军队听谁的？红军如果政出多头，我们国家是会乱了套，将要天下大乱。”
蔡锷喝起茶来说：“西方国家都奉行军队国家化的原则……”
梁启超断然驳斥道：“这话不要乱讲！红军的领导原则不能出岔子，你这样的话传出去是够得上杀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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