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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渊已经五十七岁，依旧宝刀未老，每天都要舞半个小时的大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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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嘛，鬓角已生白发。
“孟静的几部书稿，我已大致看过，写得颇有深意。”王渊赞许道。
赵贞吉拱手说：“能入先生法眼，幸甚至哉。”
赵贞吉的学术思想，传自阳明心学之泰州学派，同时又兼修物理诸门。
历史上，此人属于“实学”先驱，厌恶空谈，主张实干，嫉恶如仇，任侠正气，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老愤青。
《大明王朝1566》，其实把赵贞吉黑得很惨，居然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另一个时空，张居正也信奉“实学”，正好跟赵贞吉同为阁臣，两人的关系非常不好。
赵贞吉是当时资格最老的，但因为嘉靖朝曾被罢官，他反而排在内阁最末位。排他前面的三位阁臣，包括张居正在内，都被他当成孙子训斥。
因为赵贞吉喜欢实干，虽然一把年纪入阁，却不是回京来养老的。
首辅、次辅全被赵贞吉骂得没脾气，兵部尚书因为徇私舞弊，直接被他骂成了政敌。
张居正也只能忍耐，一些话愿听，一些话不听，最后实在忍无可忍，干脆把高拱弄回来，硬生生将赵贞吉逼得辞官。
赵贞吉晚年很有意思，看不惯的事情就仗义执言，遭到政敌反击就闹着辞官，似乎懒得跟一帮小辈斗法——也可能是经历了太多政斗，也知道党争的危害性，他想尽量维持时局稳定。
跟张居正的斗法也是如此，张居正把高拱弄来执掌吏部，赵贞吉就讨了执掌都察院的差事。结果，赵贞吉爱惜羽毛，被高拱给恶心坏了，辞官时对皇帝说：“高拱专横徇私，把吏部搞得乌烟瘴气。我致仕之后，请陛下让高拱入阁，不要再让他专权吏部、栽培党羽。”
其实非常可惜，张居正与赵贞吉理念相近，只不过具体施政存在差异。如果张居正能主动示好，赵贞吉很可能为张居正保驾护航。
当然，若能主动示好，那就不是张居正了，也不可能冲破阻力搞改革。
王渊问道：“孟静出海三载，还要回去吗？”
赵贞吉说道：“最迟年底就坐船归乡，家中老父年事已高。”
赵贞吉不知道，他出海的当年，父亲就已经病死……如今都满三年了。
王渊点头说：“孟静大才，今后若愿来天竺为官，阁部重臣必虚位以待。”
赵贞吉问道：“先生，吾观天竺之政，似在行墨家之法。”
王渊哈哈大笑：“诸子百家早已融合，如今哪还有什么墨家？但是，确实带有墨家遗风，你可知为何如此？”
“为何？”赵贞吉问道。
王渊说道：“诸子百家，诞生于春秋战国。当时礼乐崩坏，天子与诸侯招揽的人才，很多都处于失业状态，又见到百姓朝不保夕，于是就从自身角度出发，试图改良当时的社会。诸子百家，便是这么来的。”
赵贞吉笑道：“先生总是这般立意新奇。”
王渊又说：“诸子百家，每家都代表着不同阶层的利益。墨家代表的是谁？工匠和小地主，且以工匠为主。”
墨家弟子，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一帮工程师和技术工人！
这些人的利益诉求是什么？
社会稳定，反对战争，主张个人价值，保护私有财产。
《墨子》开篇不谈别的，而是阐述治政理念。
首先是尚贤，就是选用有才能的人做官，道德反而还在其次，只要国君能合理安排即可。这就跟儒家不一样，儒家更注重品德，若品行败坏，越有能力危害越大。
墨家尚贤还附带着要求，就是我的能力值多少价，国君得给出应有报酬。不能像大明对待官员那样，又让马儿跑得快，又不让马儿吃饱。人才获得重用，人才获得报酬，方能培养尚贤气氛，方能聚集真正有才干的人为国效力。
墨家也讲仁政，墨家的仁人君子，类似孟子笔下的“大丈夫”，即：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善待生者，哀悯死者。
墨家也讲法制，并认可法家的性本恶。
但是，法家彻底对人性失望，力图用法律来约束人性。墨家觉得人性还有救，而且试图利用人性的趋利避害，达到“兼相爱，交相利”的双赢局面。
想要双赢，就必须创造合理的环境，因此要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否则饭都吃不饱还怎么兼爱双赢？
因此，墨家提倡节用，即不搞铺张浪费，把国家财政都用于民生和国防，让人民安居乐业，并时刻准备着赶走侵略者。
法律方面，墨家法天，而道家法自然。
墨家认为，天志为仁，国君应该实行仁政和仁法，让社会进入良性有序的状态。国君实行仁政仁法，就是遵循了天志，上天就会承认国君的法统。国君若是残害百姓，就是违反了天志，上天会就取消国君的法统，这个国家也会因此灭亡。
墨家尚同，即从上到下思想统一，这样才能政令通畅，才能集中全国之力办大事。
秦国的壮大，最初就源于墨家变法，两次打败当时的第一强国魏国。
即便后来商鞅带来法家，墨家渐渐淡出，但秦国的行政系统，依旧带着浓厚的墨家特色。而且有了法家的加持，秦国的墨家行政系统更为高效，几乎达到墨家设想当中的完美状态。
墨家的行政系统是咋样的？
从乡村到中央，全都选用有才能的人当主官。国君的治国理念，一级传向一级，务必让工匠和农民都清楚。国君的政策法令，一级传向一级，务必让基层能最快最好的执行。集中全国之力办大事，任何阻碍之人都得滚蛋！
在墨家的行政系统当中，儒家的宗法传统是被摒弃的，一切按才能和贡献选拔官员，裙带关系要尽量予以清除。
墨家内部，也照这套系统运行，巨子的命令可以传达给每一个信徒。
说白了，就是按工程师的理念治国，古代大工程就得这样才能完成。墨子把搞大工程的那一套，搬到了治国领域，并且后来被儒家吸收了一些。
正巧，王渊在天竺建国，也着重保护工商业者和地主利益，每一个汉人移民都是小地主，其他的要么是商人、要么是工匠。
从利益主体而言，刚好契合墨家成分，因为墨家代表的也是一群工匠和小地主。
那么王渊的治国理念，自然跟墨家高度重合，也让赵贞吉误以为天竺国是墨家秉政。
除了坚定支持科学发展，王渊不会偏向哪派，因为儒家精髓也是很好的。
一旦国家富强起来，一旦中央有能力管控地方，儒家核心理念是非常完美的治国方略，但必须去掉一些纲常糟粕。
从西方人对明朝的记述，就可以知道，汉人的许多美德，并不是后来凭空出现的。
比如谦虚、勤劳、温和、好客等等，有个欧洲人的文章，其中一段大意如下：“这里拥有最好的货物，明人喜欢他们自己的东西，但也不吝赞美别国的事物。当看到外国的商品，即便看不上眼，也会因新奇而赞叹一番。这是独特的美德，在别的任何国家都不会有……他们也非常热情，因为我是外来者，总有人邀我参加宴会……他们还很谦虚，并拥有这种美德而不自知……”
这就是教化之功，不要觉得教化太虚无缥缈。
当你观察世界各国之后，就会惊讶发现，你习以为常的许多观念和品德，竟然是中国所独有的。
至少移民们来了天竺，就从文化上自豪起来。
就算是底层农民，都打心眼里觉得，印度本地人是一群不懂礼数的蛮夷——包括那些印度贵族，也是标准的蛮夷，仿佛一直没有开化过！
儒家教化千年是白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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