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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偶尔会宣传某个民警扑在工作上，长年累月不着家，孩子都不叫他爸爸，都快不认识他。
许多人觉得很假，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奉献”这个词不只是成了历史，甚至是一个笑话。
警察只是一个职业，韩博从来没想过奉不奉献，只想做一个称职的警察。天天在外面奔波，跟宣传中的英雄一样长年累月回不成家，完全是工作需要。
一个案件办一两年，在公安机关真不是什么稀罕事。
何况这次侦办的不只是一起案件，而是通过打击洗钱掌握的线索，顺藤摸瓜立案侦查的近百起各类案件。
作为主要侦办人，不需要每个案件都过问，涉及贪污**的移交给纪检部门和检察机关，涉及走私的移交给海关缉私部门，涉及其它犯罪的则移交给案发地公安局。案件虽然不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点，一些犯罪嫌疑人已潜逃至国外，涉案资金乃至赃款已被地下钱庄转到境外。
既要追逃也要追赃，不是每个办案单位都有能力出国追捕嫌犯追回赃款的。
由于之前与香港同行默契合作，给领导留下一个出去之后能“找得着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的印象，结果被委以重任，负责追捕潜逃至境外的几十名嫌犯，并尽一切可能追回被嫌犯转到境外的赃款。
今天和东广同行去美国，明天和闽省同行一起去东南亚，后天再率领南云同行一起去非洲，手机打不通的时候一般在飞机上，能打通或能联系上的时候大多在驻外使领馆。
忙得焦头烂额，所幸的是领导照顾，尽可能安排从东海出去，回来时乘坐飞东海的航班，可以忙里偷闲抱抱儿子，见见家人。
就这么跑来跑去，居然跑了一年多。
能抓回来或劝回来的嫌犯都抓回来或劝回来了，一些不具备引渡或劝返条件的只能搁置，赃款同样如此。
不管怎么样，这场媒体几乎没宣传报道过战役总算告一段落。考虑到参战的同志们很辛苦，领导批了一个半月假，可以好好休息一段时间。韩博不是普通民警，不可能真在家休息，在东海陪了三天孩子，便再次背上行囊回原单位。
“孟书记，我回来了，正在办公室。千万别这么客气，又不是外人。”
“现在不是，过两天就难说了，今天这个会不是很重要，我等会儿请个假。你哪儿都不许去，不管谁安排都不许答应，晚上我做东，好好聚聚，好好聊聊。”
正如顶头上司预料的一样，自己不仅不太可能继续在东萍工作，等假期一结束不仅要调出东萍，甚至要调离贵省。又要换地方，韩博真有些舍不得，可工作的事必须服从组织安排。
“孟书记，没那么快。你在新阳开会，没必要急着往回赶，而且我打算等会儿去第三监狱见见郝英良，估计要到明天中午才能回来。”
“见他干什么？”
“宣判前他在看守所不是总嚷嚷着要见我吗，在从木樟口岸押解他回来的路上我答应过有时间去探监的，只要他老老实实不要耍滑头。”
郝英良虽然成了一个阶下囚，但前些年在东萍也算一号人物，并且在之后的案件侦查和审理中态度确实不错，被东萍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缓也没有上诉。
想到韩博就是冲郝英良来东萍的，过不了多久便会因为郝英良案办结而离开，去见一面也算有始有终，孟卫东不再坚持：“既然想去就去吧，路上注意安全，我们明天再聚。”
“谢谢孟书记。”
“还没调走呢，你也别这么客气。”
他要调到哪个单位，孟卫东中午吃饭时悄悄向张副厅长打听过，没去省里开会的黄忠海、江东富、姜学仁和贾宝中等几位副局长不知道，韩博一挂断电话，黄忠海便忍不住笑问道：“韩局，下一站去哪儿高就，透露透露呗，让我们替你高兴高兴。”
“我都跟老江打赌了，他说是上调省厅，我说是上调公安部。”
“既不是省厅，也不是公安部。”战友同事如此好奇，韩博只能据实相告。
“政法委？”
上级对自己接下来的工作安排，韩博同样觉得很突然，可以说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一边给大家伙分发着从国外买的一些小礼物，一边苦笑道：“南非华人华侨不少，当地治安问题比较严峻，过去一年，发生几十起针对华人华侨的暴力案件，持枪抢劫甚至抢劫杀人。”
“南非！”
“嗯，上级打算让我去南非担任警务联络官，任期两到四年。”
国际警务联络官，别说对老百姓而言很陌生，对公安民警而言一样很陌生，真是一个全新的“警种”。
看着众人一脸不可思议的样子，韩博耐心解释道：“过去之后接受大使馆和部国际合作局双重领导，与所在国的警察、内政等部门进行信息交流，开展打击犯罪方面的合作，包括涉及两国跨国案件的调查取证，追逃追赃等等，主要是涉毒、反恐、电信诈骗、洗钱、假币、拐卖妇女儿童、走私等案件。同时保护在外的中资机构、华人华侨的合法权益。”
“跟驻外武官差不多？”
“差不多，武官既是军官也是外交官，警务联络官既是警察也是外交官。”
“待遇呢？”贾宝中好奇地问。
“待遇比国内好一点，享受驻外人员的待遇。在任期间，每年有一次40天的公费任期假，可以回来探亲。每年还有自费的任期假，与国内的年假一样，时间长短要看工作年限。可以回国，也可以原地休假。”
“你出国，晓蕾怎么办？”
“配偶和子女可以随任，父母和直系亲属可以去探亲，晓蕾打算跟我一起过去。”
“行政级别呢？”
“还正处，我提正处才几年啊。”
“工作关系呢，过去之后算外交部的人，还是算公安部的？”
“人过去，工作关系不转，相当于借调，任期结束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我不是第一批，98年部里就向向中国驻美使馆派出联络官。这些年已经向二十几个国家的二十几个驻外使领馆派驻了40多名联络官。”
既是警察也是外交官，这个机会不是什么人都有，这个金镀回来可了不得。
黄忠海打心眼里替他高兴，但想到南非的治安，又不无担心地问：“韩局，你是一个人去南非？”
“嗯。”
“那边治安不好，很可能枪支泛滥，你一个人过去，又没执法权，甚至连枪都不能配，工作不太好开展啊！”
韩博点点头，凝重地说：“在南非的华人华侨大概有30多万，主要来自闽省、东海、东广和浙省，大多以开店铺为主，这几年也有大型的中资企业过去发展。针对华人的犯罪主要包括谋杀、敲诈、抢劫在内的治安案件和刑事
案件，前不久发生过一家几口被残杀的恶性案件，同胞们人心惶惶，不太好开展也要开展。”
“明知道非洲那么乱，他们还要过去！”
“他们虽然身在国外，但大多依然是中国公民，而且他们开店铺做生意，批发零售的全是中国货，带动国内经济发展，为国家创汇，国家有责任有义务保护他们在海外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话是这么说，关键你一个人工作怎么开展。”
“在国内要依靠群众，在国外一样。发动当地的华人华侨，团结当地的商会侨社，开展安全防范方面宣传，动员他们团结自保。再说在那边的不只是我一个人，还有大使、参赞，没警务联络官的时候，使馆一样想方设法给当地华人提供领事保护。”
人家是高升，你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人家会以为你咒他呢。
这个话题再聊不合适，黄忠海打开小礼物感谢了一番，饶有兴趣问：“韩局，听孟书记说你这次劝回四个嫌犯，他们逃都逃出去了，回来就要接受法律制裁，你是怎么把他们劝回来的？”
“原因有很多，一些人觉得有点钱，跑出去能享受荣华富贵。但跑出去才发现，根本不像出去之前想像的那样。既担心我们公安机关会更当地警方进行国际司法合作，一些逃到治安不好的国家的嫌犯，还要面对很现实的人身安全问题。”
“他们一到国外就处于恐惧中，不光恐惧还很寂寞。当地可能有老乡，但去找老乡就要面临一个很尴尬的问题，他们是通缉犯，背着一个逃犯的名声，遵纪守法的老乡谁愿意跟他们打交道。”
回想起过去一年多的经历，韩博会心地笑道：“我劝回来的第二个嫌犯，在国内是比郝英良更风光的一个人物，跑出去之后只能靠体力劳动挣钱，在一家血汗工厂打黑工。水土不服，经常生病，生病一样要干，日子过得苦不堪言，真不如回来坐牢。”
“他的钱呢，他没带钱出国？”
“带了，而且不少，一到国外就买了一套房子，结果没住，当地的黑社会就找上门抢劫，持枪抢劫！现金全被抢走了，他还不敢报警。劝返的第二个嫌犯胆子更小，虽然有钱，但钱都在卡上，不敢去取。吃饭也是趁人少的时候，去超市买点东西，一吃吃好几天。”
“赃款好追吗？”姜学仁对此同样感兴趣。
“追逃和追赃是一体化的，原则就是‘追逃、追赃并重’，在追逃的同时追赃工作也在不断地推动。具体到追赃的金额，这个比较难统计。因为有的嫌犯，人虽然逃出去了，但钱并没有全部带出去。”
很难说东萍市将来有没有嫌犯潜逃到国外，韩博很乐意跟战友同事分享这些经验，接着道：“但追赃的难度和程序，跟追逃完全不一样，比追逃要复杂。追逃，只要是人就一个长相，有体貌特征和信息。
追赃就不一样了，一是各个国家执法机构对于追缴赃款的法律规定和具体操作的规定各不相同，几乎每一个案件的追赃工作都要临时地去研究相关国家法律法规，这就使得追赃的过程非常漫长。
另外，追赃的证据要求也非常高，资金的流转，不像人员流动那么特征明显。我们这次追赃相对容易，因为突破口是从地下钱庄打开的，一共转出去多少我们早就掌握了。如果之前没掌握，连线索都很难找到，没有痕迹。
还有一些是通过项目等所谓正常合法的手续，走的是正常的银行渠道，这就要证明这笔钱是他的涉嫌犯罪所得，一些国家对证据的要求特别高。所以不管客观原因还是案件原因，追赃都要比追逃滞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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